什么是最不壞的選擇？說白了，就是沒有比它更好的選擇。在經濟學或博弈論那里，就是次優選擇。為什么最優選擇不存在？經濟學的回答是，找最優選擇太貴。也就是，成本太高，機會成本高，財務成本也很高，高到時間、人力和財力都耗不起。

        次優選擇的經濟學意義，在于以有限的資源獲得次優但仍然讓人滿意的結果。博弈論中的“囚徒困境”表明，我們往往被迫做次優選擇，以得到最佳結果，這時候的次優選擇實際上是最優選擇。博弈論還告訴我們，在不考慮對手策略的情況下，最優選擇往往會導致最差的結果。

       經濟活動，就是投入產出的活動，也就是資源配置的活動。迄今為止，人類社會有過兩種資源配置方式，即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。計劃經濟體制以不承認、不允許商品交換為前提，實行集中決策的資源配置。這種體制的失敗，是以它不堪的實踐告終的。當然，在市場經濟的實踐中，人們也發現了諸多矛盾、問題，甚至危機。當然，有些危機是人的錯誤決策和市場經濟矛盾交織在一起產生的。

      經濟學理論上還概括了一個詞，叫市場缺陷，指出市場在哪些情況下失去效率。但是，好壞都是比較出來的。“市場經濟是最不壞的選擇”，在絕大部分經濟學家和中國政府那里，都堅定不移地相信了、實踐了。

       就在全球疫情肆虐的當口，中共中央、國務院公布《關于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》，彰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心和信心。也曾在政治學的文章中看到“民主政治是最不壞的選擇”的說法。當然，民主政治有不同的模式，比起市場經濟講不同的模式，可能更加復雜。疫情暴發以來的一段時間，關于國際關系，尤其是中國和美國關系的話題，一直如影隨形，可以說的事太多，只能主觀地挑兩件說。我基本同意《環球時報》胡先生說的：“美國對華態度改變的最大推動力是中美實力格局的不斷變化，美方不接受中國成為與之并駕齊驅平等力量的可能性，這是最根本的。”

        但是，接下來怎么辦？對著干，不合作了？我想，這即便是一些人的答案，也肯定不是胡先生的答案。這完全不符合中國幾代領導人關于中美關系的戰略構想，也完全不符合中國人民一貫以來和平發展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愿望，更不符合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現實需要。在處理國家間關系時，你可以說誰也不怕，但你能說誰也不合作嗎？合作或許不是最好的選擇，但一定是最不壞的選擇。

       大量的事實告訴我們，在中美共同抗“疫”的過程中，兩國的專家、醫院和民間組織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。這也表明，我們確實不要太在意美國那位口無遮攔的總統，以及他身邊幾個人關于中美關系說了什么。那是美國當下的政治。中美關系是中美兩國數代老百姓和領導人締造起來的，它經歷過歷史的考驗。在現實的國際關系中，“合作是最不壞的選擇”。這是處理包括中美關系在內的國際關系的基本原則。身處中美關系第一線的崔天凱大使說，“我們要確保一個有利于兩國合作的輿論民意氛圍”，就是這個原則的一個具體要求。

       疫情是黑天鵝，疫情后難免發生國家間債務違約。有人借題發揮，質疑以前做的國際合作，包括和非洲國家的合作。任何決策都要在某個時點做出，也都不可能沒有風險。疫情后可能發生一些債務違約，那也不能說我們的國際合作戰略錯了。繼續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，推動和世界各國的緊密合作，是最不壞的選擇，也是不二的選擇?，F在人們常說底線思維，“最不壞的選擇”就是底線思維的方法論支持。

來源：2020年9期《南風窗》